要不要呼应高等教育实践是不证自明的。如果不能呼应实践，那么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还有存在的合法性吗？

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呼应高等教育实践既是服务社会的体现，也是丰富自身更好发展的手段。因为理论源自实践。没有实践就没有高等教育理论，实践不仅为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和生长环境，也为理论得以检验提供了应用的“靶场”，更为重要的是，实践还为理论提供了生存的合法性。

当下来看，高等教育研究的生存合法性，不是没有问题，而是有很多问题。这是需要高等教育研究界深入反思的迫切问题。

本文首先阐述理论研究与实践之间的紧密关系，指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二八”偏向，并在此基础上试图从研究者与政策制定者的视角提出具体和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一、理论研究与高等教育实践关系的再梳理

高等教育专家刘献君说过：“一线的工作经验对于我的教育研究帮助很大。研究是为了解决问题，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再进行研究，得出理论、结论，研究与实践是互相推动的。由偶然到必然，再到自由，这是我的研究路径。”由此可见，理论只有与实践密切关联，才能找到高等教育学术研究的第一合法性。

然而，高等教育研究的现实却是令人失望的：实践的需求，理论不闻不问；实践的需求，少有人问津；实践逐渐与理论疏远，对于高等教育而言，有没有理论研究，似乎没有多大的差异。

有人说高等教育理论界与高等学校办学实践之间也存在着“二八现象”，比如，80%的研究者都在做理论研究，而为实际服务的实践导向式研究不足20%。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即研究对象、研究视野、研究方法和研究实践的聚焦上。

第一，高等教育学者存在着自娱自乐的研究倾向，多数学者的研究主旨不是为了解决政策和实践问题，而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升迁问题，从较低级别的职称到较高级别的职称发展，这是最重要的目标追求。至于能否走进高校，面对实践具体问题，提供具体的方案，却不是很关心。

第二，高等教育学者的研究视野相对偏狭。所谓偏狭，指的是只看到了部分高校，特别是高水平大学和研究型大学：研究学术成长问题一定是研究一流大学学生的成长；研究教师队伍建设一定是研究一流大学的教师队伍建设；研究大学规划和发展不是研究中国的“双一流”建设，就是研究美国的“常青藤”盟校。研究的偏狭所带来的的后果就是，我们的高等教育研究学者几乎将80%的精力用到了占比不到20%的高校中，而需要研究的高等职业教育的中国特色发展、应用技术大学的转型、地方普通高校的洼地、偏远地区高等教育资源不平等以及对世界同行讲好中国高等教育故事等问题，研究成果却严重不足。

第三，高等教育学者的研究成果偏向于理论思辨和哲学思辨。哲学思辨也不是就很容易产生成果，但是相比实证研究来说，还是要容易得多，如同伯顿·克拉克在《创建创业型大学：组织上转型的途径》一书中提出的十大案例，涉及国别众多，蹲点调研需要很长时间，这类鸿篇巨制式的研究，要想速成是万万不可能的。另外，我国高校职能部门工作繁忙，也不很愿意接受研究者的访谈，且数据公布有诸多限制。理论工作者即便走进高校，也很难得到自己想得到的材料和数据。多方面造成了高等教育学者偏重思辨研究的偏向。

第四，高等教育学者忙于本学校的研究事务。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为本大学服务也是应该的，但是久而久之，我们的学者就成了会议报告的撰写机器，撰写报告固然也是研究，但是时间长了会损伤其理论水平的提高。忙于本校事务性报告，还会影响其学术交流和合作。同时，他们用于高等教育学术研究的时间和精力将大大减少，很多高等教育机构的研究同行也有很多抱怨，认为他们与学校其他职能部门工作的区分也越来越小了。

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队伍可以说是世界第一，全国近百家高等教育研究所（院、中心、室），拥有高等教育研究专业人员近万人，但是我们离高等教育研究强国还有很大的距离。“二八现象”的存在实际上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如果要建设高等教育研究强国，那么至少我们得改变这个“二八现象”。即使不能发展到“倒二八”，也要发展到“五五”，或者“四六”。换言之，高等教育研究者应该更多关注实践问题，少一点自娱自乐式的研究；打开视野，而不只是关注“双一流”建设的高校；重视思辨研究，但不仅仅是思辨研究；忙于本学校的工作需求，但更要研究高等教育的全局问题和趋势。

二、理论研究呼应高等教育实践的八大策略

当然，作为学者，我们应该成为改变我国高等教育现状的主力军，我们做出积极改变的意愿和态度，虽然不能解决问题全部，但至少有助于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现状的改变。那么如何改变呢？我认为主要可以从以下八个方面加强努力。

第一，要加快步伐，更多地走进大学发展或高校的学生、教师和管理者当中去，腿要更勤，嘴要更勤。

不走进高校围墙里，怎么知道大学的研究需要，不了解需要，又怎么能服务他们；不了解他们的需要，服务好他们就会变成空话。高等教育研究界流传很广的重要研究成果几乎无一意外是对实践需求的及时解决或满足。1960年美国加州颁布的“总纲计划”，就是为了回应加州高等教育急速发展的现实需求而制定的政策，这个计划不仅让加州高等教育有序发展，为建设美国高等教育最强大的州奠定了坚实的研究基础。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全面启动建设四个现代化，但是人才缺乏是重要瓶颈。李政道等科学家提出的“物理学人才赴美留学计划”便立即成了中央政策，推动了我国物理学人才的培养，也为我国建设科教强国奠定了良好的人才基础。2007年，高等师范教育发展遇到了生源下滑的巨大挑战，未来的中国教师素养严重下滑的话题引起了顾明远等教授的关切，国务院采纳了他的研究成果，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由此出台，中国教师培养才又返回到正确的轨道上。

这些研究成果并没有多么深奥的哲学思辨，但是因为离学校很近，离实践很近，研究成果很接地气，所以能深刻地影响着教育实践。尽管不能将是否接地气看作是高等教育研究成果评价的唯一指标，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成果一点地气都不接，也不能说它是好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因此，要繁荣高等教育研究视野，就必须走进实践。如何走进实践？至少要在态度和方法上下功夫。一要学习黄炎培和陶行知等老一辈教育家树立教育可以改变社会的自信。我们也要学习费孝通那样不畏艰难奔赴中国乡村第一线，从事自己的调查和研究。费孝通的早期经典社会学著作“都是以中国乡村社会为研究对象，在充分的田野调查基础上形成的学术报告，而且其中提出的问题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而言都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即便是在西北联大暂时留住汉中的时候，很多学者“不仅做出了重要的科学技术贡献，而且形成了一支强有力的科研队伍，以高等教育滋育西北，推进了西北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要从行动上走进实践，思想上要首先走进实践。走得多了，研究者的腿杆子就硬朗了；走得多了，尽管很累，但也感觉欣慰。

第二，要在选题上做好平衡。

当下的高等教育研究者，主要的研究选题还是依据各种课题申报指南。但是过多地关注课题申报指南，将无疑会把我们的研究与精力局限到政策和理论层面。久而久之，学校需要的我们不感兴趣，我们的研究学校也不感兴趣，二者渐行渐远。当然，不全是研究者不感兴趣，而是研究者不能感兴趣。学校的横向课题再多，也不可能对其教授职称的晋升或者当前最为紧迫的“非升即走”问题产生促进效果。现实的尴尬让我们只能做好一个平衡，那就是在解决实践问题与申报纵向大课题、拿政府大项目之间维持平衡。维持这一平衡，对于个人是有利的，对于整个高等教育研究界也是可取的。

第三，要开展合作研究，促进高等教育研究的繁荣。要与实践者加强合作，让他们有机地加入研究队伍中。

比如我们给地方高校提供规划和发展研究，首先要与案例学校沟通好，不仅仅要完成一个规划文本的制作，而且要带来案例学校规划能力的提高。也就是说，一次合作的成功不在于成功地做完了规划，而是带来了校内规划能力的提高。我们的服务不是永远持续的服务，而是尽量让我们完成合作项目，因为内部团队能力提高了，外部专家的这把拐杖就没有价值了。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对于大学如何筹资，我们要坚持与校友会、基金会开展合作研究；对于大学如何规划，我们要与发展规划处、人事处以及学校分管领导一起合作探讨。合作，不仅可以提高学校内部的能力建设，而且也能促进双方的共同提高。

第四，要做好研究分工。

这也是呼应高等教育实践的关键。分工就是要根据高等院校的具体需求，突出不同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甚至不同学者的研究特色而从事自己的研究。有研究学生就读经验的，也要有研究学生学业规划发展的；有研究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也要有研究高层次人才流动和引进的；有研究财政分配的，也要有研究社会资源拓展的；有做政策研究的，也要有做院校研究的。一旦有了分工，我们就可以做到术业有专攻，专业研究水平就会提高，服务社会实践的效果就会更好。分工让高等教育研究者可以避免对某一研究领域或研究课题的一窝蜂扎堆现象或重复性研究。当然，分工不是行政上的安排或强行推进，而是学者共同体的相对区分，区分也不排除有共同研究。学术研究应以自由探讨为前提，而这个自由才是学者分工的关键。

第五，要通过大数据和定量研究提供更多证据本位的研究。

研究工具在过去是我们的弱项，随着年轻一代学者的成长，研究的方法越来越多样化，特别是定量研究和实证研究。为了提高高等教育研究的实效性，要做更多以证据为本的研究，这样的研究结果更为直接，解释性更强，可以增加研究成果的直观性和可接受性。如果想要影响教育政策或相关决策，那么含有证据和大数据的建议被接纳的可能性就会大一些。在影响高等教育实践或某一所高校的发展方面，含有证据和大数据的政策建议，更有可能在学校层面形成统一意见，从而更有可能被高校决策所接受。对于高等教育研究队伍，即便倡导定量研究和基于大数据的研究，但是并不除其他方法的运用，研究方法还是多元为好。

第六，研究评估上也要适当调整。

评估促发展是共识，什么样的评估就会导致什么样的研究偏好。目前高校中的学术评估存在着重理论而轻实践的偏向。实践成果的编著不能算成果，或者说不能算是重要的成果。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成果才是重要的成果？另外，评估中唯外国刊物马首是瞻的现象也是存在的。只要是国际刊物上的发表就是高绩效，就是高水平，如此下去，一定会让那些走进高校踏踏实实做研究的学者心寒，甚至对实践有意回避之。当然，一线的研究并非不能出大成果，但显然需要更多的投入和更长的周期。

第七，要为学者走进实践建立健全相关机制。

在健全的机制下，高等教育研究者还是愿意做一线研究的。那么最需要建立的机制是什么？第一，要给横向课题以更高待遇，不能将所有的横向课题都看作是低水平的，横向课题的评估不是考察其是否构建了理论，关键是要看其实际效果。第二，要让横向研究与决策咨询服务相关起来，如果一项资政建议得到了权威部门的认可和接受，就可以认定其具有与顶尖刊物相同的水平，那么横向课题至少可以作为CSSCI来源期刊的水平或者核心期刊的水平来认定。第三，要将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实践研究成果给予鼓励和奖励。第四，对于县级机关单位所委托的课题，要研制出相应的鼓励计划。县级政府离群众最近，对人民群众的实际情况最为了解，但是以为其级别问题，由县政府所出具的任何科研成果证明，在大学里都不受重视。这种一杆子全都打倒的做法值得商榷。第五，对于广泛流传也有良好社会效益的研究报告和学术短文，也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给予肯定，优秀成果可以算作一定等级的研究成果。

第八，要倡导研究和服务的民族牌。

何为民族牌，就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特色或个性。与国外相比，高等教育研究的中国特色主要从研究对象、改革经验和思维方式三个方面来看。首先，我国高等教育有很多研究对象是世界独有的，比如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政治辅导员制、高校之间的“大手拉小手”结对帮扶、民族学生高考特别政策、世界最大规模的学生住宿制、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解决等。其次，从改革经验来看，中国为全球提供了最为丰富的高等教育改革的第一手资料和最多的鲜活案例，有研究型大学国家支持计划的成功，也有令人瞩目的中外合作办学事业；既有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大学成功合并运动，也有鼓励不同类型学校齐头并进发展的经验，这些经验虽然很多，但是关于供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借鉴的提炼工作还做得很不够。再次，从思维方式来看，我们中国人最讲究的是与时俱进，与时俱进的改革思维是大部分国家所不能比的，与此同时，我们所坚定的信念是从来不变的。这种变中有不变，不变且不断在变的思维是很少国家所有的，这与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问题导向式的思维是有密切联系的。这些特点都在呼唤着高等教育研究者加以深入讨论。

（本文节选自洪成文《高等教育研究如何呼应高教实践》，

《教育科学》2019年12月第35卷第6期）